《清平乐》里逛汴京,帝都的街道是怎么管的?

追剧《清平乐》,欲罢不能,竟一追到底。

追的当然不止那几段皇帝与皇后、公主与侍臣的虐恋,电视剧反映出来的东京的城市风貌,也值得玩味。

中国的历朝历代普遍重农抑商,宋朝却是个例外。得益于此,宋朝的财政一直十分充足,并在贸易狂潮中“八荒争凑,万国咸通”,繁荣的经济带来科技和文化的全面振兴,城市的规模和面貌也焕然一新。

东西穿城而过的汴河东流汇入淮河,是东南物资漕运东京的大动脉,长年漕运的纲船达六千艘。所以,重商之下的宋朝,酿出了东京汴梁的百年繁华,很值得品评一番。

01 街道:从坊市制到开街市

《清平乐》中的梁家铺子。

《清平乐》第一集,宋仁宗赵祯为了追怀“妈妈的味道”,到坊间的梁家铺子来寻蜜饯吃,由此体察到了一个北宋年间的弊政。

开在坊间、也就是居民区的梁家铺子,是游走在非法地带的。因此常受街区二混子欺辱,梁家铺子要想维持生计,就不得不忍气吞声。年轻的赵祯和同样年轻的韩琦,开启了一段君臣对话。韩琦说,受欺辱的梁家铺子,根子在上面、即大宋的官家。

大宋的律法真的不准百姓在坊间开铺子吗?我们看看是也不是。

俗话说“行商坐贾”,“坐贾”即零售店的业主,大凡城市人口的增加,“坐贾”日益增加,城市必然要开辟更多的空间,容纳这些“坐贾”来交易,也就形成了最早的城市空间——“市”。

中国最早出现的“市”,见于周朝。政府通过行政手段,在城市中划分出一个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区域,不论行商还是坐贾,都得在这个固定的空间内做买卖。

到了唐代,以“市”为主的商业活动发展到顶峰,京城长安面积达84平方公里,被划分为“市”和“坊”两个主要部分,“坊”和“市”隔开。

其中,“坊”是居民住宅区,共有108坊之多。“市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,区域面积很小,进入“市”从事交易活动,是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,市内有4条大街,围墙四面各有2个门,城门定时开闭,封闭性的特征十分明显,俨然一座城中城。

所以,我们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这部电视剧里,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街区形态,一方面是流光溢彩、人流涌动的“市”,一方面是状如棋盘、单一色调的坊街。

电视剧一开始,就是一名吏员站于城门之上,伴随着鼓声大声宣读圣旨:

上元节西市开市,商队无论来自何方何国,只需一次勘验入市,此后十二时辰内,皆可于坊间自由来往。

也就是说,上元节这一天,西市可以通宵开市。

《长安志》描述:长安城东面的东市聚集了“奢侈品”商铺,属于高端消费人群所处的商务区,西市则相当于国际化的商贸大市场,是平民百姓购物的所在。所以,“买东西”也就打这儿来。

不过,城市工商业的发展,势必会突破限制。不论行商还是坐贾,都希望更加自由的交易时间和更为灵活的交易地点。因此,盛唐的这种商业经营模式,到了晚唐逐渐衰落了下去。

五代时期,政权更迭频繁,对皇城的治理能力跟不上,都城里“市”和“坊”的界限日益模糊。

宋朝建国之初,没来得及系统性规划都城,所以汴京不像曾经的长安,规规整整地布局 “坊”和“市”,虽然亦有东西两市,但坊市制度逐渐废弛,“坊间”的商业活动潜滋暗长,居民院落亦成为做买卖的场所,这便成为了一个法难责众的灰色地带,民不举,官不究。

这便是韩琦激辩的所在,如不能正式将坊市制度废除,坊间“铺户”名不正言不顺,难免会遭到街头二混子的讹诈。

所以,在宋仁宗景祐年间(公元1034-1038年),坊市制度正式废除,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。

就这样,唐代以来都城的“坊市”二元结构就被打破了,形成了“坊中有市,市中有坊”的格局。原来市里的坐贾成了铺户,在“市”中定居下来;在坊间,居民院落纷纷开墙打洞,演变成了“铺户”。

甚至,对临街店铺的建筑形制,仁宗朝时也做了进一步开放:

天下士庶之家,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,毋得为四铺作、闹斗八。

这个诏令反过来说,就是临街的邸店和楼阁,可以建造得较为华丽一些。

而所谓邸店,大概相当于如今的门脸房,是经商、仓储和居住的功能三合一的处所。至此,坊墙纷纷被推倒或拆除,开放型的城市街区逐渐形成,居民住宅临街开店,都城成为了扩大化的市,新型街道便出现了。

坊市制度的变革之下,北宋汴京与唐代长安有了本质区别。

《清平乐》手绘插图。

长安的“街”,是坊墙隔离出来的通道,界面整洁简单,除官府衙门及少数官宦可以向街直接开门外,它的模样就只是墙,统一的色调和尺度,凸显了都城的秩序与严整。

而北宋汴京,“坊”已经名存实亡,“坊”中的通道是“街”和“巷”,它们的功能不仅是通道,而一跃成为了交易的场所、商品展示的场所,变得活色生香、烟气缭绕,诸色人等逛吃其间,流连忘返。

由此,我们才看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里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。

02 都城:兼容威仪和世俗

宋仁宗为坊市制度正了名,但严格来说,让街道开放的却不是赵祯,而是前朝的周世宗柴荣。

晚唐,因为有大运河之便,汴州已是工商业繁荣的水陆要汇,五代前期兵连祸结,汴州遂成为了新的都城。显德三年(956年),周世宗开始修筑汴京新城,并兼顾老城整治,他的诏令说:

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,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,修盖凉棚。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,各与三步,其次有差。

也就是说,汴京的街道,左右各给路宽的十分之一,由街道两旁居民合法占用,你可以种树,可以挖井,当然也能搭棚子做买卖。在这个十分之一的范围内不算占道经营,皇家和官府管不着你。

清明上河图一角。

这样,唐代毫无生气的街道空间,在后周时加上行道树、凉棚等,街道空间多了一个层次:街道——树荫、凉棚——临街建筑。《清明上河图》里有一角,正是种树掘井的真实写照,柳树下三四把遮阳太伞,下一张长方桌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。

如此包容和开放的政策,在中国古代城市治理史上也属罕见。我们依稀可见周世宗的深谋远虑:“虽然暂劳,久成大利。”

街道两边各给十分之一,加起来就是道路空间的五分之一。可以说,街道的公共空间与世俗空间,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基于开放原则的分割,大概相当于我们的建筑红线,这为铺户的经营大开方便之门。

除规划道路外,周世宗还鼓励发展临街和临河道的商业设施。史载:同样在显德年间,大将军郭景威于宋门内邻汴水建楼十三间,世宗嘉之,以手诏奖谕景威。

后世评论说,郭景威虽然是奉诏建楼,实际也是为自己谋利,这十三间临着汴河的楼宇,显然是地段绝佳的商业地产项目,朝廷非但没有谴责和充公,还公开“嘉之”,这不是鼓励勋贵们做开发商,带头圈地盖楼吗?

周世宗预测得不错,此后汴河两岸果然久成大利,只不过得利者成了宋朝。沿汴河的大街成为了东京最繁华的所在,《清明上河图》更是以半幅图卷的篇幅,描绘汴河漕运的繁忙景象。

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的记载,十三间巨楼位于宋门里汴河北岸,南临河,北面街,正是商业经营的理想之地。汴河从城东南角的东水门进入,各种邸店首先出现在这一区域,街市应运而生,城东南部的人口数量和密度最高,在一半的城市面积上拥有了近八成的城市人口。

那么,街道开放的历史功绩,到底是周世宗,还是宋仁宗呢?这里有个反复。

宋朝立国之后,曾经一度想迁都洛阳或长安,皆因国力不逮而作罢,当时的长安和洛阳早已破败不堪。即便不迁都,也要恢复长安的坊市制度,因为其营造的法理更符合《周礼》的建都标准。

这便是本文开头叙述的,也是《清平乐》里反映出的弊政所在,当街道开放已经是大势所趋,想要恢复长安的坊市,套用《周礼》已经不可行。无论什么样的制度,都抵不过经济发展规律,坊市制度显然有悖于宋朝的重商主义。

所以,宋仁宗顺势而为,确立了宋朝街道开放的国策。

城市空间迎来大变革,城市街区空前繁荣。当时的汴京城有2万户人家从商,共有商铺大概6400家,分属180行。官营与私营手工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。另外,街市的范围已经不单是街道本身,还惠及了两旁的支巷,进而蔓延到后面的一、两个平行的街巷,形成商业片区,也就是商圈。

城市的工商业高度繁荣,汴京的市民享受到了逛吃的便捷,城中的豪商巨贾日进斗金,而宋朝也从中收取了丰厚的税款。三者相互依存,完成商品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的流通,可以说三方都得了好处。

在这“三者”当中,城市富商大贾紧握支配和主导权,凭借雄厚财力掌握货源,再批发给各中、小商贩进行销售,形成了层次有序的城市商业流通网。所以,汴京汇集了全天下的货物,各种好吃好玩儿的东西,都能在东京的街道上买到。

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: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,宰相王旦奏称,都城开封“资产百万者至多,十万而上比比皆是”。

在这些众多的财力雄厚富户中,豪商巨贾占的比重很大。这样的豪富,《清平乐》也进行了展现,除了后宫和御街,电视剧给足了镜头的,就是矾楼。

矾楼,是汴京最有名的商贸集团,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二酒楼条里描述:白矾楼(即矾楼)后改为丰乐楼,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,五楼相向,各有飞桥栏槛,明暗相通,珠帘绣额,灯烛晃耀。

后世有诗云:梁园歌舞足风流,美酒如刀解断愁。忆得少年多乐事,夜深灯火上矾楼。

我们也不难想象:“夜深灯火上矾楼”的人,一定不是为了一顿夜宵、饭菜,而是为了社交、娱乐。《清平乐》里,矾楼不仅是达官显贵们聚会游冶的场所,更是辽和西夏等国际友人体味大宋风华的窗口。

矾楼如此声名煊赫。乃至于《清平乐》特意安排了一场戏,反映矾楼因东家与掌柜(相当于CEO)内斗而陷入的困境时,宋仁宗与当朝宰执们,还为了矾楼的稳定经营而廷议。因为矾楼给朝廷带来了丰厚的税收,最终议定缓交酒税为其纾困。

这番君臣对话,或许为杜撰,然后朝廷对矾楼的恩抚却记录在案。宋仁宗天圣五年(1027年),朝廷下诏要东京的3000家脚店酒户,每日去矾楼取酒沽卖。

这一带有行政垄断色彩的政令,不止救了矾楼,还将它一举推向了巅峰。宣和年间(1119—1125年),矾楼进行大修后改名为丰乐楼,成为宋徽宗与李师师饮宴弹琴的所在,对它的描述,《水浒传》里也有不少,此为后话。

03 逛吃:有的吃也有的嗨

而在当时的汴京,像矾楼这等规模的餐饮商贸集团,据说有72家之多,它们动辄雇工两三百人:酒楼所需的厨师、传菜、清洗洒扫、顾客迎送,分工已经十分细致。

众多打工经商的机会出现,汴飘们纷至沓来,都想到汴京谋一份差事,干一番事业。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《隆平集》中提到:“今天下甲卒百千万人,战马数十万匹,萃在京师,仍以七亡国之土民集于辇下,比汉唐京十倍其人矣。”

汴京集聚的人口,已经非汉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可比。较为通行的说法是,当时的汴京鼎盛时容纳了100万人口,而当时汴京城的面积是53平方千米,也就是说人口密度接近每平方公里2万人,这个人口密度,与当今北上广三座城市的老城区人口密度相当。

在1000年前的农耕社会,这个城市人口密度也高得离奇。好在《清明上河图》提供了一个佐证,因为画卷所绘的人物密度,远超过同类画作的人物密度,说明了东京确与后世城市不可同日而语。

如今,《清平乐》倒是试图帮我们回味东京,体味帝都胜景。汴京的街市,从都城最重要的宣德楼门前御街,至新城门外的小街小巷,相国寺、州桥、虹桥等等,既是声名远播的名迹胜地,又是百姓耳熟能详、直接参与的现实场景。

所以电视剧有这样一场戏:范仲淹与仁宗皇帝逛吃京城,听说有苏州肉馅点心的,当即便买来品尝一下。

如今,我们了解汴京的风貌和世俗,主要便是一图一册,一图为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一册就是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。

如今看来,孟元老铁定是个逛吃达人,这本书其实没什么文采,也没写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儿,更不讲大道理,记述得全是逛吃那些事儿,这条街卖啥,那条街有什么戏码。

一个吃货的流水账,成了我们领略汴京帝都繁华的重要史料。跟随孟元老的步伐,光是看到这些店铺的名称,也可脑补一次汴京的穿越之旅。那么,我们且随孟元老逛一逛去吧!

卷二“宣德楼前省府宫宇”条记载:

御街一直南去,过州桥,两边皆居民。街东车家,炭张家酒店,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、李家香铺、曹婆婆肉饼、李四分茶。至朱雀门街西,过桥即投西大街,谓之轴院街,街南遇仙正店,前有楼子后有台,都人谓之“台上”。

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,银饼酒七十二文一角,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。街北薛家分茶、羊饭、熟羊内铺。向西去皆妓女馆舍,都人谓之“院街”。御廊西即鹿家包子,余皆羹店、分茶、酒店、香药铺、居民。

街道两边的居民,严格来说都是商民,包子店、肉饼店的香味儿,混杂了香铺里飘出的熏香味儿,不知是怎样一番体验。而这银饼酒和羊羔酒是啥味道,怕也难以再考证了。总之,吃喝的饭店一家挨着一家,价格还便宜。上百种的“杂嚼”小吃,可以让夜市持续到三更。

有什么杂嚼呢?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二载:有煎鱼、鸭子、炒鸡兔、梅汁、血羹、粉羹之类,每份不过十五钱。

除了有的吃,汴京有的逛吗?有的逛!

《清平乐》里,除了吃喝饮宴,各种说唱百戏也臻于高潮。据文献记载推断,宋代百戏中至少有:讲史、说三分、五代史、小说、商谜、合生、说诨话、说经、诸宫调、学像生、学乡谈、叫果子、唱耍令、唱赚、小唱等。

宋仁宗赵祯乐于看戏,也乐于带着后妃和公主上街看戏。这一点电视剧较为写实,尤其是女子相扑,宋仁宗还是铁杆粉丝。由皇帝垂范,汴京的夜经济根本不用刻意去振兴。

《清平乐》中的夜市。

嘉祐年间一个上元日,宣德门广场举行百戏表演,宋仁宗赵祯偕后妃到宣德门广场与民同乐,对女子相扑表演来了兴致,很投入地观摩起来。

大庭广众之下,两个半裸的女人扭抱摔打。一旁的司马光则不忍直视,便上了《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》的劄子:

臣愚窃以宣德门者,国家之象魏,所以垂宪度,布号令也。今上有天子之尊,下有万民之众,后妃侍旁,命妇纵观,而使妇人裸戏于前,殆非所以隆礼法,示四方也。

你看,司马光以文臣之名,说的言之凿凿,提出了一个灵魂之问。帝都终归是帝都,是国家的象征,是制定法度、垂范四海的地方,怎能容纳如此三俗的表演呢?

这帝都的肃雍巍峨与世俗的人间烟火,便是从那时起,就成为一个难解的矛盾。

04 治理:侵街与反侵街

不知是不是司马光的功劳,女子相扑运动,此后还真的受到了摒弃,逐渐销声匿迹。

这也说明,帝都汴京拥有越来越多元的城市功能,皇城治安与世俗生活交相混杂,很考验城市治理能力。

当时的汴京,不仅是大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,同样也是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,甚至还是漕运物流中心,这让开封府的治理责任越来越重要,地位也越来越显赫。

于是,大宋创新了对帝都城市空间的行政管理,逐渐形成了府、厢、坊三级行政编制。其中,厢就是因城市管理而应运而生,熙宁三年(1070年),帝都汴京分为了旧城左、旧城右、新城左、新城右四个厢的办事机构。

厢官的职责,除抓捕盗贼、防火救火。还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:做城市的户籍管理和街区规划;解决日常的民事纠纷;提供公共服务、设立医馆医治病人。

但对帝都街道的管理,出现了盲区。其实,自从街道开放之后,管理问题就如影随形,汴京的商业繁荣、人口暴增,城市治理的内容也日趋复杂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载的清明节场景。

最突出的问题自然是“侵街”,即违法占道经营或临街乱设邸店,禁不胜禁。

“侵街”,无非是要争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建筑空间,此举必然影响到街道的空间景观。越来越多的摊贩和违章建筑,导致了“坊无广巷,市不通骑”,繁华的都城竟然找不到一个车马通行的街道,可见“侵街”现象已经相当严重。

本来,道路两边的过渡空间,为游商和摊贩预留了空间,也为杂耍艺人提供了生存空间。后来,路边摊贩与临街的店铺达成了依附关系,店铺外面的摊贩,或自己独占,或与店铺共谋,几乎圈占为固定场所。

“侵街”必须得管一管了,于是最早的“城管”——街道司——便登上了历史舞台。街道司是一个专门管理街道的机构,他们不仅要在皇帝和勋贵们出行时作“前导”,巡视街道,发现有阻塞交通,“妨碍车马过往”的情况,要及时处理。

还是《东京梦华录》,孟元老在记述遇到公主大婚或是亲王出行时写道:

街道司兵级数十人,各执扫具,镀金银水桶,前导洒之。

在今天看来,街道司不仅要承担交警的部分职责,还掌管都城的道路绿化、清洁,其中最紧要的就是防止“侵街”。这个机构设置于宋仁宗嘉祐三年(1058年),成员曾由士兵担任,据说汴京就有五百名街道司管理人员,都很有战斗力。

街道的公共空间和世俗空间怎么合理分配,看来真是个头疼的问题,为了制止不法商贩的侵街行为,《宋刑统》这样规定:

诸侵街巷阡陌者,杖七十。

抓住了打70棍子。这能管住吗?好像也不太奏效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对街道司街道的维护有精彩的描述:“坊巷御街,自宣德楼一直南去,约阔二百余步,两边乃御廊,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,自政和间官司禁止,各安立黑漆杈子,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,中心御道,不得人马行往,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。

也就是说,为了严格划定这个边界,还立下了漆黑的柱子,规定柱子中间是公共空间,用做行道,柱子之外才能做买卖。但即便如此,到了宋徽宗政和年间(1111-1117年),干脆连柱子之外的过渡空间也禁止了。

可见,对帝都街道的管制,也不是一概都宽松。到了宋徽宗时期,想必是侵街现象实在烦乱难治,干脆将那过渡空间一禁了之。

不过,总的来说,有宋一代,对城市街区,始终保持着包容和开放的态度,这也让汴京、以及后来的临安,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繁华大都市。

时至今日,对城市街道的管理和治理,仍是城市管理的核心议题。到底是长安的坊市制度更好一些,还是汴京的开放街道更好一些,众说一直纷纭。后来衍生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规划理念和管理模式。

05 帝都困惑

即便在今天的帝都,也可见这样的困惑,想要一个整肃庄严的古都风貌,又想要一个流光溢彩的现代都市。在同一个空间下,往往就是不可调和的矛与盾。所以,《北京是便利店的荒漠》这样的文章,能引起一番热烈的吐槽。

街道的开放与不开放,会导致城市商业的繁荣和沉寂;而侵街与反侵街,又常常让街道陷于管理困境之中。或许,街道的开放就是城市的一体两面,若是让利于平民阶层,对因此而丧失的秩序和混乱,就要多一些宽容;若是要保持着京城的整洁肃雍,彰显帝都气概,那就要忍受些不便,牺牲一些烟火气。

有没有兼而有之的好办法,至少目前没看到。但我们今天说的宋朝,其街道的开放与治理,维持着理性的平衡,这才有了城市的繁荣,商业的兴盛。

说到底,要不要以一面墙壁来守住体面,大抵是一个攸关城市短期和长期繁荣的历史选择。溯及源头,我觉得应该由衷赞叹周世宗柴荣那句话:

虽然暂劳,久成大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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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20-05-23 07:35:00  所属分类: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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